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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锦颐不露怯色,不答反问。她问的问题太过浅显了,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能稍稍的对美国了解一些,他便必定能答上这个问题,又何况布鲁斯本来便是一个在美国生活了大半辈子的美国人了。像是听到了一个极其幼稚的问题般,布鲁斯撇了撇嘴,丝毫不用考虑便回答道:“为了美利坚人民的自由和平等。”“是的,为了自由和平等。”几乎是布鲁斯话落的一瞬间,锦颐便立马扬声肯定道。她顿了顿,嘴角挂着一抹看似温软的笑意,望向布鲁斯的目光里似笑非笑,满是质疑——“那么,请问布鲁斯先生,在合乐里的这件事前,你真的有做到平等视人吗?”她这样问着,语气算不得凌厉,甚至可以说是温和。但偏偏是她这样一句轻轻柔柔的话语,叫得她身前那三位有些盛气凌人的洋人无言以对。从她站出来开始,她讲的每一句话,问的每一个问题,便都是在她心里经过细细考量的。她从不曾像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疯狂而冲动的在这三个洋人面前痛斥着他们的不公。她稳重的站在他们的面前,神色泰然,冷静而自持。她打从一开始,要的便是这工部局的局长亲口说出“平等”二字。在这一件事上,他们的处事真的公平吗?这才是锦颐真正要问的问题。即便这个问题的答案,每个人都是心知肚明。听了锦颐的问题,布鲁斯的面上忽然便露出了几分难色。在面对华夏的人民和世界各强国的人民时,他们强国之间的人总是相互庇护,大行方便之门的。这是约定俗成的一件事,也是事实,无可辩驳。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的不平等对待,不愿意承认在合乐里一事上他们是错误的一方,为的便是他们的大国形象——一个强大的国家身上,是不应当有污点的。这样的荣誉感,就像是一个越德高望重的人,便越爱惜自己的名声,越爱惜自己的羽毛一般。锦颐了解这些人的心理,于是干脆便将事件的矛盾冲突直接安在了美国的国家形象上。洋人待华人如何,大家的心中都是心知肚明。但是,“平等”两个字自来便是你美国奉行的信条,“平等”两个字又是你这个美国人亲口说出来的,假使今日你否认了洋人待华人的不平等,否认了合乐里的暴行,最终影响的,只能是你们美国的国家形象。这才是锦颐口中“虚伪”的真正含义,也是锦颐一番话,真正对布鲁斯产生压力的来源。与其自相矛盾,自己毁坏自己的大国形象,倒不如利落的承认了自己的过失,或者还能赢得一些“敢做敢当”的好名声。说到底,锦颐这一番话,其实并没有给布鲁斯留下其他的任何选择。那些跟在游、行队伍中的普通民众,或许并不懂得这其中的弯弯绕绕,以至于到了现在也都还弄不清楚锦颐与布鲁斯在这几句对话里究竟较量了些什么。但除了那些常年只为了生存而奔波的民众们以外,谢锦言是懂的,上海大学的学子们是懂的,那些在自己的就在职场、惯于与人打交道的人们,也是懂的。他们只需稍加思忖一会儿,便想了一个通透。于是,他们望向锦颐的目光顿时便变得亮晶晶的,望向布鲁斯的目光则更是如火如炬。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从布鲁斯的口中得到一个结论了。一片无言中,布鲁斯皱着眉思忖了良久,最终还是在矛盾与纠结中,松开了他的眉头。他依旧是满脸肃穆的模样,他低声说道:“关于合乐里一事,或许其中还有些其他的误会,待我们查明,便会重新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呜~~~~~!!!”“噢~~~~~~!!!”布鲁斯的话音刚一落下,那些听得懂英文的便直接欢呼出声。那些听不懂英文的,在听得了别人的翻译之后,便也跟着高声欢呼。锦颐听着他们的欢呼一声高过一声,知道他们已然是完全沉浸在了胜利的喜悦里。但其实,这却并不是她最初所设想的结局。谢锦言瞧着所有人都在为与洋人交锋的胜利而欢呼,反而是只有锦颐这个为他们赢得胜利的人,抿着唇有些闷闷不乐,便神清气爽的向前迈了一大步。他来到锦颐的身边,伸出手,一把揽在锦颐的肩膀上,嬉笑道:“呦,我们锦颐这是怎么了?你可是今天的大功臣,快高兴点~”“哥。”锦颐沉着气唤了一声谢锦言。她鲜少这样郑重的唤他,所以不觉地,谢锦言便也跟着直起了腰杆儿,正了神色。“嗯,怎么了?”他问。“这一次,我们算不得胜利……”锦颐半低垂着眸,冷静的分析着,“那个布鲁斯局长,他并没有承认工部局错了,也没有承认他们的不平等对待。他只说‘误会’。什么是‘误会’?‘误会’的含义便是他们并没有直观的犯错,他们只是因为不小心,才有了些疏忽……”他们可能会找一个人来顶缸,轻巧的将这个“不小心”罪名放到他的头上,便算作给上海华人的一个交代。除了让一个或许无辜、或许并不无辜的洋人丢掉他的工作以外,实质上什么都未曾改变。“呼,原来是这个事。”谢锦言并未如锦颐所料的那般沉下脸来,反倒又回到了先前嬉笑的模样。他仍就将手搭在锦颐的肩上,却将目光投递在那些仍在疯狂呐喊欢呼的人们身上。他说道:“他们承不承认又有什么关系?即便他们只说这是一次‘误会’,是一场‘疏忽’又能如何?这是他们第一次对华夏人民有了退让。所以归根结底,这是我们的一次进步,是我们的一场胜利,你应该开心点的~”闻言,锦颐随着谢锦言的目光望去,怔怔的望着那些陷入了狂欢的人们,心里也不知道是种什么样的滋味——她必须得承认,她的确是有些心急了。这一次的游、行,应当是成功的无疑。可是她与谢锦言不同,与其他的这些人不同,她无法因为这样小小的成功而欢欣雀跃——抗战十四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九三一年。现在又是多少年?再过一个月,便是一九二八年了。清楚的时间印记,无时无刻不在告诉着她,横祸来临的速度,要比他们改变的速度快得多。所以,她也必须时时刻刻的要求着自己快一些,再快一些!她没有办法满足于小小的改变,她只希望改革的步伐迈得再大一些。她知道,这样的她,已然与她曾经反对的、那些急于求成的人们没有什么区别了。可是,假使你不曾亲临深渊,你便不会明白那种对光明的渴望,应是怎样的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