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耐心

    又过了不知多少天，看守们前来通知，滕骥又要来找她问话。

    这次问话的地点不再是四面墙光秃秃只有一张桌的问讯室，而是他们正在折磨其他囚犯的刑场。那位邻居狱友此刻就被捆在几步远的刑架上，身上满是被鞭子抽打得鲜血淋漓的伤口。她垂着头，像是昏死过去了，一个特务又用冷水把她泼醒，接着拷问她。阮静秋被两名特务按在滕骥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她盯着那张面孔上貌似和蔼可亲的笑容，感觉对方与恶魔无异。

    滕骥问道：“看样子阮医生这些天休息得并不怎么好。那么，你应当是想起来一些问题了？”

    阮静秋说：“真遗憾，我把脑袋里的事情翻了个底朝天，也没找到你们要的答案。你们尽可以跟我耗下去，不过只能是白费工夫了。”

    滕骥点头道：“我相信你确实很有耐心。”而后伸手指向一旁的那位学生，说道：“我们就不像阮医生那样有耐心了。这么久你都不能想起来的话，看来借助一些外力也是很必要的。正好，你也可以看一看，你想先尝试哪一种？”

    他们像是预料到目睹这种折磨会成为一种有力的威胁，从墙上摘下几样刑具之后，狞笑着在那个学生身上来回比划。她披头散发、满面是血，浑身瑟瑟地打着抖，却没有发出一点求饶的声音。滕骥又挥一挥手，选中其中一套满是尖刺的器具，示意几名手下将一侧扣绊绕过女学生的双腿。即便素不相识，可没有一个正常的有良知的人会眼看着同胞受此折磨而无动于衷，更不要说，阮静秋此时还记得自己是名军人，有责任对这样年轻的学生伸出援手。在那些尖刺即将穿透她的双腿之前，冲天的怒火让她拍案而起，高声斥责道：“你们是人吗？你们有妻子、有女儿、有姐妹吗？你们个个是男子汉大丈夫，却在这里折磨一个弱女子，你们不会感到痛心、感到羞愧吗？你们逞不了多久威风了，你们早晚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遭报应！”

    滕骥缓缓站起身。阮静秋愤怒地注视着他，还未及再说什么，她忽觉有阵风扫了过来——对方的动作快得只有影子，一只沉重巨大的手掌用力地打在了她的半张脸上，瞬间把她掀翻在地。她一点防备也没有，头重重地磕在了地上，瞬间眼冒金星，耳朵蜂鸣，脑袋像是裂开了一样剧痛。滕骥抓住她的头发，生生把她从地上拖了起来，迫使她抬起头看着他。

    “敬酒不吃吃罚酒——”他厉声喝道，“我看你和她是一伙的！”

    他们似乎不希望留下引人注目的伤痕，因此那些刑具并没有立刻光顾在她身上。她被拖回囚室，捆绑着双手吊了起来，绳子另一头挂上秤砣，固定在她既不能弯腰屈膝，也无法双脚离地，只得略微踮起脚尖才能恰好站直的长度上。除此之外，看守们还打开了囚室门，在室内点起了三盏亮得让人发昏的灯泡，迫使她在灯光下始终保持清醒。

    对于特务们来讲，这所谓“熬鹰”的方法和酷刑同样是他们审讯犯人常用的手段之一，在不伤及皮rou的情况下，这法子能达到和那些刑罚一样的效果，即快速地摧毁人的精神和意志，变成一具听凭摆布的提线木偶。阮静秋被掌掴的那半边脸肿了起来，耳朵始终嗡嗡地叫着，感觉脑袋里有东西不停地突突跳动，简直像是里面装了什么燃着引信的东西，随时都要把她炸个粉身碎骨一样。她晕晕沉沉，几次要昏过去的时候，看守们就把一盆混着冰碴的雪水兜头泼下来，而后一次又一次地问她是否参加了贪腐行为，是否获知杜聿明有独占山头的野心，是否与那个“赤色分子”串通一气。她几乎听不清他们的问话，也越来越没有力气发出声音，只是条件反射一般，不论他们说什么，都回答“我不知道”。

    傍晚时分，位于北宁路沿线的第四兵团（注1）指挥部内，廖耀湘正背着双手，仔细观察着地图上的敌我态势。时隔一年多，他已明显感觉到对手的战斗力产生了令人担忧的变化，且这变化的速度远远超过了他的预料，参谋们几乎每隔一两个钟头就要根据前线部队的汇报调整地图和沙盘。与之相对应的是那个既无能又贪功、不懂打仗又偏要指挥的陈诚——打从他来了东北，战局就没再好起来过，一论起承担责任，他就借口自己一身是病，心安理得地躲起来不见影踪。廖耀湘平素不是能言善辩的人，但他半点也不怕跟陈诚吵架，他想，就算蒋总裁亲来视察，他也非要就东北战局的责任和他争个明白不可。

    在他思考的时候，指挥部的副官、参谋及通信兵等通常会默契地保持安静以免打扰。但这日，他始终被某种莫名的焦躁所困扰着，即使整间屋子已经安静得连根针掉落在地也能清晰听见，他还是感到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要发生。他在屋内来回踱了踱，忽然像预料到什么一样，回身盯着办公桌上的电话。他的亲信敬副官在一旁不解地注视着他的动向，正在这时，电话机竟然真的响了起来。

    难道司令官真能未卜先知？他惊讶之余，连忙上前拾起听筒，电话另一头传来的声音让他更加震惊，愣了片刻，才想起把听筒向廖耀湘递过去，同时低声说：“是杜先生。”

    廖耀湘不由得也挑了挑眉——这还是杜聿明离开东北以后第一次主动联络他。他想不到对方会为什么事情在北宁路一线战事正紧的时候找上自己，疑惑之下，主动开口问候道：“杜先生，我是耀湘。您的身体最近好些了吗？”

    敬副官听不到杜聿明的声音，却见廖耀湘的脸色愈发地沉了下去，眉头紧紧地蹙起来，好像听到了某个既令他愤怒不已又焦急万分的消息。才放下听筒，他便抓起了外衣，脚下生风地往作战室外走。敬副官连忙跟上去，听他语速极快地吩咐道：“叫李军长过来暂代指挥，你去准备车子，司机一定要可靠。记住，这件事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敬副官应了声，又问他：“长官，我们这是去哪儿？”

    廖耀湘风风火火地答：“回沈阳！”

    在又一次濒临昏厥之前，阮静秋强迫自己醒了过来。

    作为一个已在民国生活了十余年的现代人，她并不是刚刚意识到这个时代的许多事并不像网络小说和影视剧里所写的那样好，但恐怕直到最近才真正明白这些人和事究竟可以有多坏。若像许多小说作者所写的那样直接晕死过去或许还更好些，偏偏某日看守们曾趁她昏沉，拿了所谓写着口供的纸张来，掰着她的手指想要强迫她画押。她挣扎着弄湿、弄破了纸张，结果又挨了两下重重的耳光，看守们随即用两套桚子套住了她手指的关节，用那些拿油泡过了的、结实的竹棍发狠地夹她的手指。

    时隔近二十年，当她被迫再次回想这段时间的经历并描写经过时，她还是不太记得当时自己究竟说了什么，做出了怎样的反应；也许她心底仍然觉得这是一段十分惨痛的经历，以至于根本不敢回想。她看着自己的手指肿胀起来，先是发红，然后渐渐地变成紫黑色，时而痛得要昏过去，时而又惊醒过来。她心里有一些模糊的念头，唯恐特务们趁她昏迷，强按她的手指签字画押，于是不住地告诉自己，无论怎样都要保持清醒。

    撤下夹棍以后，她又被摁在冷水里拷问了一番，而后才被拖回牢房。她的双臂继续被高高地吊着，脚尖与膝盖始终紧绷僵硬，这些关节肌rou起先传来类似抽筋的剧痛，而后变成针扎一般，神经质地不知什么时候会出现，又什么时候会消失的刺痛，最后甚至连疼痛也消失，别说这样那样的疼，她连这些关节的存在也已经几乎感知不到了。她大概能够猜出，此前他们由于一些顾虑，并不想在她身上留下什么可以被追究的伤痕，但上过这一套夹棍之后，这些顾虑显然就变得毫无必要，墙上所挂的那些器具逐一招呼在她身上，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她有些凄凉地想，自己这样的一个无名小卒所最后落得的如此凄惨的结果，既不会成为后世传颂敬仰的典范，也很难为这几位位高权重的长官真正带来什么好处——毕竟除了她以外，沈阳司令部还有许多人也同样遭受着威逼利诱——与之相比，顺坡下驴见风使舵倒是很轻易的，可她又不愿意这么做。她自认是一个不强硬的人，也对世上绝大多数的人和事没有强烈的好恶，一件事做与不做，于她来说大多没有什么不同。可是，假如这件事正是十分罕见的她不愿意、她不想要的其中之一，她总归没有办法勉强自己。

    这阴差阳错的十几年里，她在巴黎街头逃出过黑帮的火并、眼见过长江沿岸累累的饿殍与白骨、穿越过昆仑关不见五指的硝烟与战壕、经历过异国他乡寄人篱下的委屈和艰辛。她如此幸运地见证了抗战胜利的时刻，如此幸运地得遇值得倾心的尊长、忠诚可靠的友人、饮酒谈天的知己，她已拥有了过去从不敢想象的丰富而又精彩的生命。因此，为自己所坚持的一件事慨然赴死，一定是件很值得的事情。

    正想着这些，楼上忽然传来一些声音。这座改造后的地牢隔音很差，有时不光能听见楼上的脚步声，就连说话交谈的内容也能听个七八成。现如今她坏了一只耳朵，楼上的声音就听不太真切，但心里莫名由此燃起了一些希望，不由强打精神，竭力听着楼上的动静。

    而事情也确实如她的希冀，一辆疾驰而来、沿途惊起无数飞鸟的高级轿车停在了沈阳城郊这栋粉饰一新的洋房门外。一名身着军装的中年男子走下轿车，大步流星地冲进院内，拳头把一扇房门擂得山响。

    屋内值守的特务闻声过去开门，看见来人，惊得“啊”了一声，赶忙敬礼：“廖长官！您这是——”

    这句话清楚无误地传到了楼下的地牢深处。廖长官！阮静秋只觉自己的脑袋里也同时“啊”了一声——是廖耀湘！